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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对于这家法国得旺来纺织集团的子公司来说,以上的故事不过是长篇连载中的一节。官司虽然打赢了,可代价高昂。法国厂家商标上的“小鳄鱼”是向右看的(其中国竞争对手的鳄鱼是向左看),可这种向右看的小鳄鱼早已被非法复制了上千次,实际上可以说是好几百万次。假冒衣物的质量参差不齐,有色彩不够时尚的,有经不起第一次洗涤的,有穿一次就掉扣子的,如此等等,都在那里出现了。商标本身也是如此。更有甚者,这些假冒“鳄鱼”的生产往往是在地下进行的,付给工人的报酬更低,使它们的售价可以比“正宗货”便宜50%、80%乃至90%。这样的复制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由来已久,现在又出现在了中国,而且闹到了在上海对簿公堂的程度!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宝马线上娱乐登陆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宝马线上娱乐登陆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东京惶恐不安:公共废弃仓里的废旧纸张不翼而飞,被人拿走卖钱去了。在日本首都的好多街区里,人们都习惯于在月底的几天把废纸集中起来,再卖给硬纸板厂。但是今天,在那些造纸厂开始自己的收购之前,早已有不法商人抢先动手,他们给自己偷去的废纸找到了新的大买主——中国。从2002年到2004年,东京每公斤废纸的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15倍。日本的大商场、农产品加工厂以及制鞋公司已经开始担心,很快将支付不起产品的包装费用了。中国的需要量是如此巨大,以至它于的谈判代表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一经露面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冲击。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冲击已经演变成一场熊熊大火。每一桶石油、每一吨镍、每一盎司黄金、每一海里的运费、每一蒲式耳小麦,它们的价格都创下了近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新高。此外,中国对物资需求的长期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限于物价方面。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生产电视机的TCL、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但它们是先遣队,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全国冠军”。为此,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为此,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钢铁(宝钢)、汽车(上海汽车集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啤酒(青岛啤酒)等。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不分国营民营,散布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宝马线上娱乐登陆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指出,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尽管如此,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例如日本),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它是一只巨雁!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还有它的起飞时间、它选择的起飞道路,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未来的天朝大国》的剧本中,编剧解释说,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现在,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差距会缩小。可是,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又没有工会的制衡,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日本用了30至40年,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

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那么,面对一只新来的大雁——中国,人们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害怕呢?中国的起飞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也类似。由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它依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前三代大雁的起飞战略还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没有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把政府变成了真正的经济领航人;通过出口来促进增长;依靠巨大的储蓄,甚至是强迫性质的储蓄,以保证国家的财政状况;尽量保护国内市场;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等。如果说中央帝国令人生畏,那是因为它与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它拥有辽阔的幅员,赶上了独特的起飞时间,从而彻底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中国,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大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宝马线上娱乐登陆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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